最近同事对我说，他老家来人说他家里的房子要拆迁了，要搞房地产的开发，当时就心里一惊，觉得这下麻烦要来了。当时就对同事说要多关注这个事情，只怕以后会有不少的麻烦事，果然，不久拆迁的事情的越弄越复杂了，弄的同事回家几次都没有解决好，最近满腹牢骚，仔细想了想，觉得这事现在挺普遍的，但也挺让人感到难受的，所以就在坛子里写了一些想法，看看大家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如何?

同事的老家房子位于在当地是城市的主地段，主要的繁华区，房子有60平方米左右，两证齐全。父母仅以出租该房每月租金就有5万元左右，所以我的同事也是我们之间的大款了，经常朋友间小聚时买单的都是他。但这次拆迁给的补偿是按每平方米17000元给予，开发商的主要理由就是这片房子都是老房子了，要算折旧率。主要一算我同事家可就倒了大霉了，一年的六十万元的租金收益没有了，而且开发商还明确说不能原拆原建，得按照市政府规定给予现金补偿后就让他们自己去别处买房子了。这下附近的老百姓和小业主不干了，说理不行就上访，市政府接待后说是商业拆迁，应与开发商协商解决。可开发商的底子硬，补偿条款坚决不让步，据说总公司的老总是中央常委的亲戚，所以地方上也不能管的太宽。这个消息是我战友回家给政府办的人喝了几次酒后才从他们那里得到的消息。协商、上访不成就坚决不搬，但没想到政府这次到挺干脆的，对拆迁地区断水断电，这下租住房子的租户受不了了，就纷纷解租搬走了。慢慢地老百姓也有部分搬走了，虽然边搬边骂。剩下几十户所谓钉子户了。开发商也干脆，找了当地的流氓组成了搬迁公司，整天到钉子户那里砸门砸窗户，向门口泼屎泼尿，晚上一两点中到门口用大喇叭广播让人睡不着觉，钉子户报警，警察也出面，拉着警报十几分钟到现场，这些小痞子早跑了，刚开始几次警察来的快，真抓住了几个小痞子，但没几天就说证据不足给放了，而且出警的警察和派出所领导还因为没有所谓的大局观被上面点名批评了，所以后来警察就出慢工，这样一来钉子户也有受不住的，又搬走了几户。最户留下的都是老人留守的堡垒户了。结果这些小痞子晚上竟然登堂入室，把屋里的老人连人带床都给从屋里搬到大街上了，其中就包括我同事的父母。最近听同事说因为国庆的事情，政府怕这些人上访，最近这些痞子就没有大动作了，但国庆之后呢？同事没念及此，就切齿痛恨，心灰若死。觉得确实想不出什么办法，每次喝酒必醉，醉后必发酒疯说：我房子也是两证齐全，受法律保护的，为什么法律不保护我们呢？

这就牵扯到经济学上的经济收益链问题，就是说在拆迁上到底是受益的人多呢还是受害的人多？

拆迁后面到底是谁得利呢？首先肯定是开发商，看看中国财富榜，就知道前十名中必有一半是做房地产开发的。另外呢？肯定就是当地政府，拆迁卖地的钱、新建成的商业区，都是当地政府和负责人的政绩工程和政绩水平。还有呢？就是当地的流氓地痞了，他们也可以分一份残羹剩饭的。但是他们之间谁得最大的利益呢？

这当然应当是政府。且不说因为拆迁腐蚀而倒下了多少党和政府的“好干部”啊，也不要算那些到现在也没有发现而从中得利的其他好干部，仅从政府本身来看，政府也有足够的动力和理由，众所周知，自从朱镕基搞了全世界都独一无二的税务两分制系统以来，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严重分离，地方政府管的具体事多而财少，中央政府管的事少而财多，以前中央连教育、医疗等事项都是与地方财政共同出资，从这点上看，还不如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最近中央对中西部地区搞了转移支付的全额拨付，对东部发达地区还是比例支付，不管怎么说，比以前有了点进步。地方政府除了跑部进京外，就是卖土地搞所谓的第二财政了，否则地方找不到财路。而地方政府最来钱的事情就是在老城市的成熟商业中心以旧城区改造或者搞个新城区开发为名搞开发，前几年《物权法》和《城市拆迁条例》没有修改（1980年出的老条例），政府搞野蛮拆迁、以市政建设为名搞无偿拆迁可是挣大发钱了，而且这些拆迁的经验都是从深圳、上海等地先搞起来的，才全国推行开去。直到后来南京搞野蛮拆迁，被拆迁人弄个炸药包和政府的拆迁办主任同归于尽，安徽搞无偿拆迁，被拆迁人在伟大首都北京的天安门的金水桥上来了个伟大的举火自焚表演，可叫世界友人开了眼，给中国人挣了脸，彻底推翻了政府和世界普遍认为的中国国民素质低、要由政府这个当爹的进行引导的论断。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全体拆迁人应当给这两名已经逝去的灵魂深深的鞠个躬，谢谢他们用生命换来的对全体拆迁人乃至全体国民正当权益的争取，虽然今天我们永远无法向知道孙志刚一样知道他们的真实姓名。政府当时立马就推出了新的《城市拆迁条例》，大幅提高了给拆迁户这个不听话儿子的拆迁补偿标准。后来又弄了个《物权法》，总算承认了拆迁户对房子的所有权，要求拆迁要给合理补偿，当然政府也留了个为了公共利益除外的后门，结果到现在法学家们还在为什么叫做公共利益在绞尽脑汁的作解释呢。据说如果中央首长要在故宫里撒泡尿，因为找不到厕所而要求把故宫拆了建厕所，也是属于公共利益的范围。现在政府当然在和无数刁民、钉子户的斗争中逐步成长、成熟起来。再也不会犯那个倒霉蛋说的：我代表党的利益，不代表人民的利益之类的蠢话了。正如我同事在请当地政府人员吃法时这些人员所说的：人民的利益当然要管，这是人民说了算，但政府怎么管，那得是政府说了算。

记得龙永图有次在答中央记者问时他举了两个例子说他不能理解外国人的低效率，一个是在世贸谈判时，他们所在的大楼外面有棵树老影响采光，他们就建议瑞士政府把这棵树伐了，结果他们把世贸谈判都谈完了，瑞士政府还没有把这棵树伐了，他就问一个政府代表，该代表说：影响采光的有十几户居民，政府谈判后到现在还有一户居民没有同意，所以这树还不能伐。还有就是美国通用在印度投资设厂，投入有十几亿美元。结果在当地征地，印度农民不同意通用设厂，嫌补偿款太低，结果谈了几年也没有谈下来最后通用跑到中国来了。尤其记得当时龙副部长得意洋洋的大笑脸，当时他自豪的对记者说：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每次外国人到中国来，都惊叹于中国的日新月异，尤其是城市建设，半年不来就发现北京、上海又变了样。当时也想问问他：知道不知道在这些日新月异的变化中，有多少小市民的血泪，有多少家庭的哭声。

日本在东京建立东京机场时，受制于一位年过花甲的老太太，当时日本政府给老太太提出的补偿有一亿美元，但老太太觉悟就是不行，坚决就是不搬，放出狠话说:除非我死了，你们才可以把我抬出去。日本政府也挺冲，也放出狠话说：好，我就等你死了建机场。结果一等就是十几年，等到1972年老太太真撒由拉拉了，日本政府才建的机场。如果按现在我们政府的思路，这还了得，这得耽误多少GDP，耽误多少人的政绩啊。这可是典型的为了公共利益，别说给你一亿补偿，就是一分钱不给你，你还不得欢天喜地地为国家、为政说府做贡献啊。所以说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素质就是低，真得让我们政府领导来加强啊。

至于谁是拆迁中的受害人，这个俺是社会主义的具有良好大局观和服务观的公民，所以说拆迁中就没有受害人，我这么说，不知道你信不信。

人无恒产则无恒心，这是这个老祖宗两千年前就发现的经济学原理（管仲说的），结果以今天执政者的观念来看，这显然是糟粕，而且连封建主义的都不算，只能算是奴隶社会的糟粕了。
也许什么时候我们能把这个糟粕重新捡回来，才是我等小民幸甚，我等国家幸甚。

[ 本帖最后由 bendan0012 于 2009-11-1 00:32 编辑 ]

首先房租5万元每月是没错的，按我战友老家同地位的房子的年租金是在百万元左右，基本上是一平方米一月1万元。
另外，这次拆迁不是政府拆迁，如果是政府因公共利益拆迁，按物权法讲法是合法的拆迁，即使补偿给的少也是合法的。这次拆迁是标准的商业拆迁，但商业拆迁中给的补偿太少，主要是这处房子有二十余年历史，要算折旧率的，所以给的少，但繁华地段房子主要是地段值钱，房子本身并不值钱。但一旦进行商业拆迁就不按地段补偿而按房子折旧率补偿了，这是当地老百姓最不服的地方。该处房子拆迁后盖的新的商业广场，每平方米卖3.2万元，这还是基本价，楼层差还不算。另外我还有一位战友在武该汉汉正街那里有个二十几平方米的门面房，每年租金有百万多，这就是房地产市场的第一铁律：房子最重要的是地段，第二重要的还是地段。
另外，我发帖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我们现在究竟是否有恒产，或者如16楼所说的是否有保护我们恒产的法律或者制度？这是个关键问题。如果今天我们花百万元买套房子，几十年或者几年后因市政规划或者新的商业规划而予以重新拆迁，那我们的利益又如何得到保护呢？因为从任何宏观上，拆旧建新都能带动就业，带动商业开发。那我们这些人就是否必须有这样的觉悟，亏了几十万元从市中心撤离，再去郊区买房子，而十几年后郊区买的房子也成为市区，他们要开发时，按14楼是说法，我们是否还要再做贡献呢？如果这事循环下去，只怕对政府的实际统治能力也会有所动摇的。
最近听说深圳搞房地产拆迁时有因拆迁而成亿万富翁的，虽然很少，但也确实代表了法制的进步和政府观念的巨大发展。应当是个好事，毕竟这种事情是牵扯到每个人切身利益的大事。作为我来说，也不希望给孩子留下的房产因为反复拆迁而不断贬值，不但没有给孩子留下念性，还给孩子、国家、开发商留下这么多麻烦。那就太对不起大家了。

[ 本帖最后由 bendan0012 于 2009-11-1 23:55 编辑 ]